重要論述

　　1929年4月5日  

　　毛澤東在江西瑞金以中共紅四軍前委名義復信中央。復信批評中央二月來信畏懼農民勢力的發(fā)展是錯誤的，并介紹了紅軍的戰(zhàn)術，明確了紅軍的任務。復信指出：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。無產階級領導是革命的唯一關鍵，黨的無產階級基礎之建立，大區(qū)域產業(yè)支部之創(chuàng)造，正是目前黨在組織方面的最大任務。但農村斗爭的發(fā)展，小區(qū)域蘇維埃之建立，紅軍之創(chuàng)造與擴大，亦是幫助城市斗爭、促成革命潮流高漲的條件。所以拋棄城市斗爭沉溺于農村游擊主義是最大的錯誤，但畏懼農民勢力發(fā)展，以為將超過工人的領導而不利于革命，如果黨員中有這種意見，我們以為也是錯誤的。因為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，只有農民斗爭得不到工人領導而失敗，沒有農民斗爭的發(fā)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。中央要求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，散向農村中，朱、毛離開大的隊伍，隱匿大的目標，目的在保存紅軍和發(fā)動群眾，這是一種理想。其實，愈是惡劣環(huán)境，部隊愈須集中，領導者愈須堅強奮斗，方能應付敵人。只有在好的環(huán)境里才好分兵游擊，領導者也不如在惡劣環(huán)境時刻不能離。關于紅軍的戰(zhàn)術，復信還指出：我們三年來從斗爭中所得的戰(zhàn)術，真是與古今中外的戰(zhàn)術都不同。用我們的戰(zhàn)術，群眾斗爭的發(fā)展是一天天擴大的，任何強大的敵力是奈何我們不得的。我們用的戰(zhàn)術就是游擊的戰(zhàn)術。大要說來是：“分兵以發(fā)動群眾，集中以應付敵人。”“敵進我退，敵駐我擾，敵疲我打，敵退我追。”“固定區(qū)域的割據，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。”“強敵跟追，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。”“很短的時間，很好的方法，發(fā)動群眾。”這種戰(zhàn)術正如打網，要隨時打開，又要隨時收攏，打開以爭取群眾，收攏以應付敵人。關于紅軍的任務，復信指出：紅軍不是一個單純打仗的東西，它的主要作用是發(fā)動群眾，打仗僅是一種手段。并且打仗的時間、分做群眾工作的時間乃是一與十之比。紅軍無論在什么時候，黨及軍事的統一指揮機關是不可少的，否則陷于無政府，定是失敗。這封信收入《毛澤東文集》第一卷。

　　1940年4月5日  

　　毛澤東、王稼祥致電彭德懷，黃克誠，陳光、羅榮桓，彭雪楓，劉少奇。電報指出：蔣介石有把我八路軍、新四軍統統納入黃河以北，劃定黃河以北為我兩軍防區(qū)之企圖。但華中為我最重要的生命線，我不入華中不能生存。此次蔣令各軍向我新四軍進攻，釁自彼開，故我仍應乘此時機派必要軍力南下。電報還提出：華中地區(qū)，凡軍事行動統歸朱德、彭德懷及劉少奇同志指揮之，一切具體部署、政治口號、政權建設、發(fā)展計劃及統一戰(zhàn)線方針，統由劉少奇負責，會商黃克誠、彭雪楓考慮決定，報告朱德、彭德懷及中央軍委。這封電報收入《毛澤東文集》第二卷。

　　1941年4月5日  

　　劉少奇寫信給陳丕顯并轉各地委同志，強調要抓緊目前的民生問題。信中指出：我們要建立鞏固的蘇北抗日根據地，除開軍事問題以外，民眾的組織與武裝及其抗日積極性的發(fā)揚，就成為我們建立根據地與長期堅持抗戰(zhàn)的基礎，所謂“兵民是勝利之本”，也就是這種意思。只有民眾起來保護其本身利益的時候，民眾才會或才可能以同樣的積極性來保衛(wèi)國家民族。因此，抓緊目前的民生問題，解除民眾中若干迫切的疾苦，就成為我們目前發(fā)動民眾抗日積極性與提高民眾民族覺悟、階級覺悟的中心一環(huán)。

　　1943年4月5日  

　　毛澤東和朱德致信印度國民大會。信中高度評價柯棣華大夫率領的印度援華醫(yī)療隊及中印友誼，指出：中國抗日戰(zhàn)爭開始后，貴會派遣了一個援華醫(yī)療隊來華參加中國的抗戰(zhàn)，表示對華的極大友誼。四年以來，醫(yī)療隊諸同志不避艱險，輾轉北方戰(zhàn)地，他們的艱苦努力和極有價值的工作，使無數中國軍民親睹印度人民的援華熱忱。柯棣華大夫因病逝世于晉察冀邊區(qū)，我國軍民失一良友，印度人民失一優(yōu)秀戰(zhàn)士，至堪悼惜?，F巴思華大夫返印，特向貴會及印度人民敬致謝意！

　　1979年4月5日—28日  

　　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，提出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“調整、改革、整頓、提高”的方針，決定從一九七九年起用三年時間完成國民經濟調整任務。會議期間，鄧小平對廣東省委提出的在鄰近香港、澳門的深圳、珠海以及汕頭興辦出口加工區(qū)的意見，表示贊同。并說：還是叫特區(qū)好，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(qū)嘛！中央沒有錢，可以給些政策，你們自己去搞，殺出一條血路來。他向中央建議批準廣東省委的這一要求。七月，中共中央、國務院正式批準興辦深圳、珠海、汕頭、廈門四個經濟特區(qū)。

黨史回眸

　　1927年

　　4月5日 汪精衛(wèi)、陳獨秀發(fā)表《汪陳聯合宣言》。大革命后期，蔣介石的反共面目逐漸暴露出來。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區(qū)委對蔣介石的陰謀活動有所覺察，力圖鞏固革命成果。但共產國際仍對蔣介石抱有期望，不贊成同蔣破裂。這樣，由陳獨秀出面，同剛從海外歸國的汪精衛(wèi)發(fā)表了聯合宣言，宣言只字不提蔣介石的反革命活動言行，卻說什么“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”等等都是“不知自何而起”的“謠言”，要求共產黨與國民黨“開誠合作，如兄弟般親密”。宣言的發(fā)表，使一部分共產黨員誤以為局勢已經緩和下來，因而放松了警惕。4月12日，蔣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眾舉起屠刀，發(fā)動反革命政變。7月15日，汪精衛(wèi)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，正式同共產黨決裂。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，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。

　　1952年

　　4月5日 治理開發(fā)長江的第一個大型工程——荊江分洪第一期工程全面開工。到1978年底，新安江水電站、黃河三門峽水利樞紐、黃河青銅峽水利樞紐、丹江口水利樞紐、黃河劉家峽水利樞紐等一批水利工程陸續(xù)建成。

　　1959年

　　4月5日 容國團獲得第二十五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男子單打冠軍。這是中國運動員第一次在世界錦標賽中獲得冠軍。

　　1965年

　　4月5日 河南省林縣紅旗渠實現總干渠通水。林縣人民自力更生、艱苦奮斗，建成“人造天河”紅旗渠。

　　1979年

　　4月5日－28日 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，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“調整、改革、整頓、提高”的方針。此前，3月14日，陳云和李先念聯名給中共中央寫信，提出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的建議。

　　1983年

　　4月5日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總部在北京成立。

　　1996年

　　4月5日 中共中央印發(fā)《中國共產黨地方委員會工作條例（試行）》。2015年12月25日，中共中央印發(fā)《中國共產黨地方委員會工作條例》。

　　2010年

　　4月5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(fā)的《中央組織部、中央宣傳部關于在黨的基層組織和黨員中深入開展創(chuàng)先爭優(yōu)活動的意見》指出：在黨的基層組織和黨員中深入開展創(chuàng)建先進基層黨組織、爭當優(yōu)秀共產黨員活動，是鞏固和拓展全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(fā)展觀活動成果的重要舉措，是黨的建設一項重要的經常性工作。組織實施這項活動，對于進一步抓好學習實踐活動整改落實工作、完善長效機制、推動學習實踐科學發(fā)展觀向深度和廣度發(fā)展，對于激發(fā)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生機活力、提高黨的執(zhí)政能力、保持和發(fā)展黨的先進性，對于促進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更好地聯系和服務群眾、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，對于推動黨的建設更好地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、服務本地區(qū)本部門本單位中心工作、加快轉變經濟發(fā)展方式、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(fā)展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。

歷史瞬間

1927年4月出版的毛澤東著作《湖南農民革命》（即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》）和瞿秋白寫的序言。